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，全國政協委員、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副會長朱征夫將自己的提案聚焦在“加大對制假售假的打擊力度”上，引起廣泛共鳴。目前，雖然通過大數據技術能夠有效開展線上線下打擊，但是假冒偽劣治理依然存在難點。代表委員建議，通過完善立法與監(jiān)管體系，提高違法成本等方式，提高打擊制售假冒偽劣產品的震懾力。

近些年，針對制假售假行為，盡管治理的呼聲越來越高，打擊的力度越來越大，但假貨的生產銷售鏈條仍然頑強地生存在陽光之下，甚至輿論中還存在著一小部分聲音，要求在某種程度上容忍假貨的存在。殊不知，這種容忍會給全社會帶來深重的危害。一方面，假貨大多品質低劣，會降低消費者的消費體驗，甚至帶來不可逆轉的傷害，另一方面，假冒偽劣商品的存在，是對知識產權的侵犯，損害了正規(guī)廠商的權益，也嚴重挫傷了企業(yè)創(chuàng)新研發(fā)的積極性。從更宏觀的層面來講，假貨泛濫，擾亂了市場經濟秩序，還有損中國制造的形象塑造。

為根治假貨問題，幾年來，公安、工商等職能部門查窩點、封渠道，打擊持續(xù)不斷，眾多電商平臺和企業(yè)也在運用大數據等新技術，開展線上線下協同打假。可惜的是，成效雖有，卻依然沒有把假貨驅逐出市場。這固然有制假售假者身份更隱蔽、手法不斷翻新的原因，但更重要的是，打擊的最后一環(huán)軟弱無力，依據現行的法律法規(guī)，對制假售假者的懲處，既不能讓他們付出相應的成本和代價，也不足以起到震懾作用。

現在，關于假貨的治理，進入執(zhí)法和司法程序后，一個不能回避的現實是，案件舉證困難，定性門檻過高，同時對違法者的處罰卻相對輕微。據報道，在2017年，一電商平臺通過大數據模型體系共排查出4495條銷售額遠超過起刑點的制售假線索，最終能夠依據現有法規(guī)刑事打擊的為469例，最終有刑事判決結果的僅33例，比例不足1%，判緩期執(zhí)行的比例高達79%。如此大比例的違法者得不到應有的懲處，顯示出治理手段的孱弱無力。違法成本低，維權成本高，無怪乎假貨泛濫成災。

針對“打假”，今年兩會代表委員們普遍的建議是，通過完善立法與監(jiān)管體系，提高違法成本，這一建議切中了當下治理機制的薄弱環(huán)節(jié)。尤其是從立法的角度，完善打假相關的法律制度，可以明確制假售假的違法邊界，有助于形成社會共識，削減全社會對假貨的容忍空間。

而加大對制假售假者的懲處力度的建議，是給擊向假貨的重拳加上讓對方“傷筋動骨”力道，讓制假售假鏈條上的所有違法者面臨“傾家蕩產”的風險，失去以身試法的勇氣，從而期待司法形成真正的震懾效應。其中“降低制假入刑門檻”的提出，是借鑒酒駕治理的成功經驗，以入刑來提升執(zhí)法剛性，來彰顯監(jiān)管力度和決心，正如全國政協委員朱新力所說，“只有堅持像治理酒駕一樣的理念，通過嚴刑峻法表達國家對假貨零容忍的態(tài)度，才能從根源上解決假貨問題。”

無論如何，假貨泛濫成災的現象不可再縱容下去，之前治理的左支右絀、孤軍奮戰(zhàn)，需要健全的長效機制來改善，而嚴刑重典的施行，也許是扭轉監(jiān)管寬松氛圍的關鍵一環(huán)。(集月音)